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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中杂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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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12-7 11:02:4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作者:骏骅堂
(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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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上华师附中的时候,附中和广州之间隔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,好几处村庄和一个废弃已久的机场。进广州市内的铁路线从梅花村的围墙外掠过,铁轨的另一边,一片墨绿的西洋菜地向外延展,那就已经是郊区了。中山一路在梅花村对开与铁路交错,越过了铁路的公路像一条越远越细的抛物线,弧面上行走的车辆,会经过弧面上墨团似的节点,节点近了,在车上就可以看到飞脊瓦背的青砖大屋,平展展的晒谷场,孤零零的打谷机和村子边上水波粼粼的鱼塘。公路两旁的是木麻黄,树身粗粝,针叶黝黯,迎风矗立,一副历尽人间风霜的摸样。
公路到了附中西侧,仿佛被附中的围墙撞开了叉,一枝偏北通向农科所、华南工学院、华南农学院。另一条向东走岗顶。沿着附中的围墙往前,附中的大门出现,再往前,串起了华南师范学院、邮电学院等一串学校。
我们住宿,星期六下午回家,同学们大多走路,夏天冬天都赤脚,不走弧线,走的是一条笔直穿过机场的战备公路。夏天路面会有点烫,但路边,可以抓到草蜢和草龙,草龙是生活在草丛中的一种小蜥蜴,背上斑块黄绿相间,身手敏捷灵动,要抓到也是不容易的。如果你把它抓到了,缓缓地张开你的手掌,它会昂起头来,圆圆的小眼睛滴溜溜乱转,神气活现地转动着脑袋视察,仿佛这里就是它的领地,然后,突然间一窜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冬天当然冷,有时还生冻疮,但是同学一起走,嘻嘻哈哈,打打闹闹,个把小时的路程一会功夫就过去了。星期天下午返校,在东山口等车,车多不见停,得倒过来,先乘车到广大路的22路车总站乘车。车子少,人多,挤车除了一身硬功夫还得有点物理知识,贴着车身挤,事半功倍,就像浴缸里的水打着旋窝,争先恐后,贴边的水总是先出,我们杜撰,称之为浴缸理论,挤车用上这个办法无往而不胜。
那个时候附中也已经是全国红旗学校了,据说进了附中,一只脚就已经进了大学。现在回想,其实那个时候没有感觉过学习的压力。上课,老师当然是讲得好的,虽然自己也免不了有开小差的时候。作业,不多不少,晚自修两节课总能做完。学习积极性当然也有需要老师调动的时候,我记得,我第一个学期的中段考语文拿了个59分,这真够唤人警醒的。但回忆起来,学习的兴奋点其实却在课后,当几个同学开始争论一道题的最佳解法,当一个题目我们居然做不出来,我们就开始围成一团,吵个不休。下课吵,上课纸条传来传去吵,天天吵,直到班上哪一个聪明的拿出了解,所有的人便都对着那题解静了声响傻傻地呆上半天。也因此,班上总有明星,他们是我们在老师之外讨论问题的核心,是我们课与课之间包围的对象。我们还有课外活动,附中的无线电组,航空模型组,航海模型组各种活动多了去了。我参加的是无线电组,整整两间大课室,你领了零件,借了烙铁电表,就可以自己找个位置摆弄起来,不懂的自己找人请教去,要不去图书馆借书。就这样,从矿石机做起,自己看电路图,设计走线,打铆钉,焊接,调试。单管机,三管机,五管机、六管机就这么一路摸索下来。再后来,我们很多同学不吃早餐了,一天不吃早餐可以省下七分钱,积累起来一个月也不少,我们自己买零件,星期六从学校出发走到中山六路,买完零件再回家。在文化大革命中,爸爸妈妈都被抓起来了,我奶奶中风偏瘫,我和妹妹用三轮车把她运到医院,医院不收,又运回家里。回了家里,靠着《无线电》杂志上一张电路图,我做了一部针灸电疗仪,我和妹妹又凭着一本《赤脚医生手册》,三两天里研究了针灸,先拿自己试,穴位,针感,以及针感告诉你的下针深浅。然后,两三针下去搭上电极,输出调大调小,手便跟着不由自主抽搐,幅度正如输出。于是实施到奶奶身上,眼见着她的眼睛和嘴角渐渐纠正了,手臂和腿脚能控制了,三两个星期过去,居然治好了她的偏瘫。
没书读的时候我还戴着红领巾,十年过去,贩夫走卒什么都干过,被界定为老三届,却又可以高考了。知道自己可以高考的那天傍晚,我呆坐在屋里,任凭夜色把我吞噬。我知道我仅仅读过初中,而我现在要考的是大学。我得上班,因此,我能够支配用来复习的时间只有两个月的晚上时间。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,最终做出了两个决定,一是我得跟命运妥协放弃理科,因为无论我再能,我不可能用两个月的晚上时间学完三年高中的数理化。二是我得好好运用一次田忌赛马的策略,虽然考的是文科,我不应该浪费任何的时间在文科复习上头。我要做的是自学高中的数学,用数学的分数拉高我的总分。
第二天我开始骑着自行车四下借课本。书本一旦捧起,我立即就知道,虽然十年过去,附中埋进我脑海的知识一丝一毫没有丢失,再次进入那些公式、图表、坐标和推理,心中充满无端的欣喜。两个月后,附中给我的基础帮助我完成了一个帽子戏法,我的数学考出了我自己都不敢想象的高分,如愿上了大学。我之所以把这叫戏法,因为我知道,这样高强度学习得来的知识,是短记忆,在很短时间之后它将全部消失。
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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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中的夜晚有两节自修课,自修课过后,有一段盥洗的时间。熄灯号一响,宿舍里的灯光陆续就灭了。
“起来。” 一个同学把手伸进了我的蚊帐摇晃着我的脑袋。
“嗯。”
我们悄无声息地溜出了宿舍,空气清冽让人振奋。星空深邃,云层白纱似的流动着,星星闪烁,月亮时隐时现。我们穿过大操场,贴着食堂的墙壁进入了鱼塘边上的茅草地,水气濡湿茅草芬芳,越近水塘,水腥味道就越重了。几天前,微雨过后,也是在半夜,我曾经在这儿贴着塘边捞过过虾的。一脚高一脚低,还算熟路,很快我们就到了墙边。
那里的围墙三分之二高的地方有一个大洞,是钻洞也是翻墙。附中所在的位置叫岗顶,围墙根比公路要高近米,翻了过去,高灰明亮的夜色却无声无息便凝重了起来,墨色像流水般覆盖了墙根、公路、灌木丛和再下方的田野,我们脚下木麻黄厚厚的针叶和往下黑黝黝的柏油公路化为一体,让人迷糊。我们在路边抓起沙砾狠狠摔在柏油路面,立即,漆黑中火光四溅,三两把沙砾过后,我们越过公路,手拨着灌木,被惊醒的夜鸟拍打着翅膀,啼叫声小急促惶恐,伴随着小鸟相挤毛羽的沙沙声。树上的鸟儿响应,叫声却一声比一声小,像是在抱怨。穿出灌木丛,田野就在下方。
我把手合拢在嘴边,压低了声调,拉长了声音,“喂!”
“这儿呢!”远远地有人呼应。顺着声音,我们看到了几个移动的小影子。
班里调皮的同学都到了,出身农村的班长把我们分成了两拨,一拨找柴火,稻杆、树枝、树叶,能找到的都要,一拨找番薯,他说,农民挖过番薯的田拢里总有收不干净的番薯剩下,手插进泥去,就能把番薯挖出来。
班长留下了我,他让我找些砖头大小的泥块,自己在田垄上平整出一块地面,开始把我搬来的泥块围成一个圈,在风来的方向留了个缺口,然后一层又一层垒上去,每高一层圈子就小一点渐渐的一个中空的大土包就成形了。
这时同学们也陆续回来了。很快在土块和土块之间的空隙火苗蹿了出来,青烟缭绕,接着白色的充满了水汽的在土包的上方盘旋起来越拔越高。
“番薯呢?扔进去吗?”
“不扔,等着,我们得一直等。”
火苗噼啪作响,禾杆、树枝、柴火添进去,土堆空隙透出来的火光在人脸上颤抖着,跳跃着,红彤彤中不时掠过金色的光芒。透过相互的肩膀望出去,远方是无边无际的黑暗,土丘、灌木、路树现出张牙舞爪古怪的形状,大家都不说话了,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柴火燃烧的噼啪声把我们紧紧拉在一起,脸上现出了心满意足的神情
泥团越来越红了。班长说,“给我根棍子。”他接过棍子在土包上方捅了个洞,“番薯给我。”他又说。于是番薯一个一个地到了他的手中,又一个一个从土包上方的小洞扔了进去。“没有了?”他问。
我们七手八脚用泥团拍打土包,土包塌了,深红色的土块渐渐变暗,青烟升腾起来却又平窜,背后有点凉,看是雾气压下来了。
“等吧。”班长说。
我们就地在地垄上躺下,看着天穹从地平线以抛物线的形状优美地抛起,点缀着星星的墨黑无边无际地延伸,以及苍苍的天幕极远极深处深邃不可言状的蔚蓝。
“那是北斗星吗?”
“嘘!”
我们又一次不说话了,我们就这么躺着,望着星空,不知名小虫在合唱,我们静静地听,任凭那星空和小虫的歌声把我们引至无穷的静谧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,直到烤熟的蕃薯味道笼罩了我们,甜香唤回了我们被虚空牵引的魂灵。
其实,我们入学之前附中就为了学生学工学农在校外建立了机械厂和农场。农场在龙洞,至今我还记得初中一年级我们去龙洞学农,我摇着老师的手死乞白赖,“老师,老师,我要去放牛!”龙洞的小丘陵一个接一个,清晨踏着露珠把牛群赶进了山谷,就可以选一大石躺下,享受透过树叶撒下的阳光,也可以漫山遍野疯跑,寻找山棯和野果。后来的学农是到农村去,我们住在农民家里,我们割稻子,打稻谷,也得挑担子。相对于这些,不知道为了什么,我清晰地记住了那个烤番薯的夜晚。这也许是由于少年需要篝火,需要冒险,需要星空,如果这些东西被那个时代剥夺了,那些孩子就只能用叛逆方式自己去营造,幸运的是我所处的时空是附中,叛逆竟然抹上了油画般的色彩。大半年过后,文化革命开始了,听到广播的那一天我们正在考试,记得我们把试卷扔到了课室的天花板上,我们以为我们自由了,没想到,再一次有机会拿起课本学习已经在十年之后。
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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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时候上午四节课,下午两节。下课之后是自由活动时间,这个时候学校最热闹,足球场上盘球争夺,两队人马像潮水般涌过来又退下去。环绕着足球场地四百米跑道用白色的石灰线分成清清爽爽的六道,内道长跑,直道部分靠外的几条道通常被田径队的留下成了跨栏的训练场。南国的天气骄阳烈日,就算是到了下午五点来钟,影子变长,暑气稍退,没有人不是满脸绯红衣裳湿透。渐渐地,场地上人少了,宿舍里人多了起来,洗澡房飘出了哗哗的流水声和夹生的歌声,这时候,晚饭的时间近了。
那天,我和组长一道从无线电组出来,分手的时候,他问,“想什么呢?”
“没事,不过……”我挠了挠头.
“说吧,什么事?”组长高我两届,小的时候大一岁就大得不得了,说一句半句我们都是听的。
“最近不是学雷锋嘛,雷锋做了好事就记日记。我们一个同学最近写了一篇作文,他说他一清早上学的时候,看到有一个同学在课室里扫地抹桌子。形容了半天,最后他写道,走近一看,噢,原来这个人就是我自己。老师批评他,我想不明白,雷锋记日记和他这样写到底有没有区别?”
“别想了,明白不?”
“好吧。”我说。
晚饭过后,大操场又是另一番景象,一群群同学,通常是那些要求进步的同学向组织靠拢和班里的共青团员在谈心。两人,偶尔也会有三个人,他们缓缓地在四百米跑道上走着交谈着。我们年纪小,把这叫做兜四百。黄昏,微风渐起,燥热褪去,蓝天上,有的日子云朵棉絮般成团,像羊群涌动,有的日子拉出薄薄如雪的绸缎,也有的日子,红云镶上了金边,晚霞如同火烧。大致就在这时分,响起了呼唤晚自修的旋律。
双簧管独奏在碎弓弦乐的引导下进入乐章,反复上扬,又渐趋柔和,接着竖琴代入,琴声回旋,不弃不离,像是呼唤,像是水边落日的光芒,像是美丽的白云镶上了金边。突然间,鼓点响起,法国号介入,竖琴抗争,雾气升腾,夜幕渐渐笼罩了操场。
天天听这音乐,只知道匆匆赶往课室,有一天,不记得因为什么,我就这么坐着,看着人群奔跑,操场渐渐空去。不知道为什么,有点心酸,有点甜蜜。苍茫,美丽,惆怅,忧郁如同水流从我心头缓缓淌过。
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了。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附中是最早造反,最早反工作队,最早建立红卫兵的学校。说来也奇怪,固然借助喊错口号,革命本身必然吞噬自身的孩子的规律在附中同样演出了惨烈;固然文革兴起,校长老师被斗是必然的格局;固然阶级斗争理论自然而然就把青春分出了张扬抑或潜藏;固然烽火的进程如同全国以撕裂的方式把人群分成了两派,但是在我目睹的范围内我们斗校长相当文明,学校绝大部分的班级没有斗过老师,也没有整过同学。那些最早造反的人,并不穷凶极恶,两派对立也非极端。相对于其他学校而言,文革中附中两派除了相互扔过石头,暴力委实不彰。那天,文攻武卫的消息传来,我正混在那些最早造反的高中学生中,头儿接过北京过来宣传单张,叹道,“文攻武卫,这事将来又得纠偏的吧。”什么叫纠偏,我查了半天毛选,大致明白了是以后来的政策纠正前面错误政策的意思。尽管头儿拒绝武卫,我们还是占据了学校机械厂,没日没夜在那儿忙了好些日子,我们把厂子里锉刀退了火打出匕首摸样,再车工整形,又捏出模子,用坩埚融化了所有我们能找到的红铜、黄铜和铝片,铸造剑把。然后再重新淬火打磨,直至一把把亮晶晶的匕首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大家相互夸耀,都觉得自己手里的利器天下第一。各地武斗的时候,附中的教学大楼也都修了工事,桌子椅子堆到了楼梯道上,只留下一条小小的通道,上下得对口令,“长江”,“黄河”挺好玩。我们把铺板搬到了屋顶平台,那是我们仰望星空最多的日子,十天半个月过去,突然一夜大雨,撤退不及,个个都成了落汤鸡。大家无聊,后来也就陆续散去了。
再后来,就到了上山下乡的时节了。我因病留城,天天上医院敷药。两三个月后,有同学从海南回来,给我带来了几张唱片。他们在农场开荒会战,累得贼死,然而,长夜漫漫,实在无趣。那个时候全国除了毛选没有书可卖,图书馆也都被查封了。这几个家伙居然策划到城里踩点,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撬开了县图书馆。他们将想看的书全部运回了农场,储藏在自己的床下。这几张唱片也是他们的战果,不过他们没有唱机,就算是有也不敢播放,因此,千里迢迢,交到了我的手上,说是以后有同学回到广州就找我听。里面有外国名歌,有进行曲和军乐,也有交响乐《睡美人》和《天鹅湖》。
当唱片播出每天附中晚自修前的那段熟悉的旋律的时候,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,我熟悉那段旋律,只是我根本不知道那旋律居然出自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。一九六二年主席发出了讲阶级斗争要天天讲,月月讲,年年讲的号召。一九六三年,北京与苏修公开论战。除了高尔基的《海燕》所有一切与苏联有关的文化一扫而空。我真没有想到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鹅湖》居然能够天天播,月月播,年年播,一直播到文革摧毁了学校所有行政机构的时候。这不是一个故事,而是所有人在潜意识层次发生了共振又产生了共谋的乐章。
十多年后,我到了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学习,每逢五一,全城贴满马恩列斯套色画像的柏克莱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,是美国六十年代反越战,自由言论运动和嬉皮士的兴起之地。我去到美国那时节已经到了八十年代,柏克莱依然漫天弥漫着无拘无束的气息,表面上这些五花八门的我行我素多以颓废的面目呈现,但内里,那冲动,那自信,那青春,那叛逆,那逻辑,所有这些,在附中,在那烽烟骤起的年头,在辩论的两派阵营里我都曾经感受过,尽管表面上,那叫革命。柏克莱有一家餐馆,叫台湾饭店,餐馆里有一道名菜叫毛泽东鸡,毛泽东鸡其实就是湖南辣子鸡,清末的时候因为左宗棠大人喜欢,也曾被称为左宗棠鸡,在风起云涌的六七十年代,那道菜是每个美国的左派到柏克莱朝圣的终极。
那一天,我在那儿点了碗清汤牛肉面,不一会,一个年轻的侍者扭动着手腕托着一碗面出来了,他摆着身子,多么熟悉的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啊,他就这么自得其乐地扭着,把面送到了我的桌面。问起来,他也来自广州。我们的对话切换成了广州话。后来彼此熟悉了,我问,“你就这么喜欢这首歌?”
“是,也不是。我督卒注的时候快沉下去了,大海茫茫,力气也没有了,这时候,我心中响起的就是这首歌。‘大海航行’,手臂弯上来,‘靠舵手’,手臂在水里用力划出去。”好阳光的家伙,他生动地比划着,信誓旦旦说是这么多人都淹死了,就因为这首歌给了他力量,让他坚持划啊划,游到了香港,又看到了明天。
就在这时候,在突然间我耳畔响起了那段附中晚自修前必播的《天鹅湖》。一个激灵,突然间我就明白了,一段音乐绝不仅仅是它表面的歌词或者内里的故事,它还有它抽象的核心与不同时空的人心产生的共鸣。那段《天鹅湖》它演绎的不仅仅是爱情,而且更是对美好的向往和内心的柔软。我的思维跳跃着,我突然就明白了之所以在青春熠熠的附中,造反宣言切切批斗大会却又相对文明,革命口号高喊却绝不乱整师长,匕首铮亮却只是大男孩显摆的道具,两派观点对立却有了工事没有了武斗,这一切的一切,隐隐约约,多多少少,和那段没人知道是《天鹅湖》的《天鹅湖》暗藏着联系。
母校的好是我离开了学校很多很多年之后才渐渐地明白的。没有人生经历,我不可能知道做一个附中学生会情愿偷书而不甘于在劳作中沉伦;没有人生经验,我不可能知道“噢,原来这个人就是我自己”以及“纠偏”所代表的怀疑意识的意义;没有治好了我奶奶,我不会去想学校为何着意激发我们自学的兴趣;没有高考,我不会知道我的数学,我的功底,我的思维,诸如此类,一切皆有借力;没有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的启迪,我不会知道《天鹅湖》一直在传导人性的美丽;没有俯瞰,我不会知道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,我们的师长,以及我们所有飞扬的和被压抑的青春,曾经共同守卫了一段旋律的秘密。
在我离开附中五十年之际,谨以此文献给我心中永远的附中。
注:督卒:广州话逃港的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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